应该说，许多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将会党引为“同道”，与他们将推翻清朝作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这种认识状态是密切相关的。天地会、哥老会等会党组织，本来是下层劳苦群众的互助性团体，他们绝大多数“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12]为了生存，为了改变自己的处境，他们“常有与官吏冲突，故犹不忘其与清政府居于反对之地位”，[13]与统治者进行不断地斗争，形成了“反清复明”的传统。清末会党内部流传的文件、会簿中，“反清复明”的文字可说是比比皆是。随着星转斗移，复明的色彩有淡化的趋势，但反清在会党内是矢口不移的。湖南会党首领马福益的情况就是其中的典型。他对革命党人刘道一回忆说，他从小就听过父辈讲述清初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故事，从而激发了强烈的民族感情，“我当时一想，既是要死，何不团结起来反抗呢？所以，我今天才干这营生，也是为了要团结一致，来做灭清复明的事。”[14]这种师徒相传、父子相继的反满意识，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会党最主要的社会心态之一。[15]正是这点引起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与会党之间的强烈共鸣。革命派盛赞会党宗旨“不外反清，与吾党主义无殊”，[16]这里的“吾党主义”，就是指“革命排满”的“民族主义”。中国同盟会总章专为联络会党制订的第五条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但各缴纳入会捐--元，一律发给会员凭据。”[17]所谓的“宗旨与本会相同”，实际也是专指“反满”而言。同盟会内部分歧很大，但在重视联络会党方面可是说大同小异，因为不管是“三民主义”，“二民主义”，还是“一民主义”，反满这一共同点是确切无疑的。即使想以民主思想“改造”会党的孙中山先生，在派人游说黄明堂时，也表示：“我辈皆汉族子孙，自满清入关，占据我土地，奴役我同胞，于今二百余年。吾党奔走革命，志在光复，望君等协力同心，共建大业。”[18]因此革命派对会党持“应联络以厚势力”的态度，首先是因为自己将革命纲领的要求降低，以致一看到会党标榜以暴力推翻满清统治，“时怀造反之思想”的一面，[19]就宣称会党与自己具有“同一排满宗旨”。[20]后来甚至说“自孙黄二公倡导革命以来，揭橥‘革命排满’之旨，与洪门‘反清复明’之旨无二致也。”[21]在革命派中，可以说种族意识越强，对会党的期望就越高，联络会党越是积极、细致，宣传“民族大义”也越是起劲。如陶成章等在浙江联络会党，登台演说的是“人种之分、民族之说”，其目的就是要“易其排外之心、，尽化为排满”，将会党统一到“排满”的旗帜之下。[22]  

（二） 

　　列宁说过，农民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天然’的同盟者”，[23]因为农民是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主力军。资产阶级革命派本来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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