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广大农民群众结成革命联盟，这在工业化程度不高、农民占绝大多数人口的中国，显得更为重要。20世纪初，国内各种矛盾激化，农民群众反对调查户口、抗捐抗税、反洋教、反封建的斗争日益蓬勃，推动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派注意到了蕴含在广大农民群众中的革命力量，改变了以往轻视下层群众的看法。他们开始歌颂农民的斗争，称赞太平天国的革命理想“前无古人”，[24]肯定义和团“为中国民气之代表”，“种同胞之幸福”，“播国民独立之种子”，[25]颂扬农民“强毅不屈，道德最高”，[26]“有革命的资格”。[27]革命派对广大贫困农民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同情，在《悲佃篇》、《哀贫民》等文章中以激烈言辞指斥豪绅巨富的巧取豪夺，提出要“请命于天，殪比富人，复我仇仇，复平等之真”，[28]要“夺其所有，以共之于民”。[29]革命派的领路人孙中山先生更是坚持在同盟会的纲领中提出民生主义——平场地权，“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这些都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同农民建立良好的革命同盟关系，“多少带有吸引农民群众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意义”。[30]当时还有些革命党人认为以农民为主体的“下等社会”是“革命事业的中坚”，中国革命必以其“为根据地”，[31]朱执信即非常肯定地称今后革命之力“必不出于豪右，而出于细民，可预言者也。”[32]有的甚至提出要鼓动“农人革命”，要以“强盗主义”来冲破奴隶的网罗，[33]发起一场有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的革命运动。
然而，尽管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有着深刻的矛盾，因而有民主革命的要求，成为当时的革命领导阶级，但是它从娘胎里带来的软骨病，又使它在革命中表现出强烈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其上升的时期，对人民群众也不能摆脱固有的阶级偏见，使他们不能、不愿也不敢真正地去发动广大的农民群众。一方面，革命党人以“中等社会”自居，内心并不屑于与“下等社会”为伍，也就不能真正了解广大农民的疾苦和要求，不能真正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他们看到了广大农民强烈的土地要求，提出了“平均地权”的纲领，但又不赞成用暴力革命手段“夺富人之田为己有”，[34]明确声称“非横领强占之谓也”，“非夺富民之财产，以散诸贫民之谓也”，没有“夺富予贫”的打算。[35]他们又说，革命不仅不会损害富人的利益，“损富者以益贫”，而且要让富者“有益无损”，使“富者愈富”。[36]另一方面，他们认为革命应当是“文明的革命”，既要利用群众，借助群众的力量，又得将群众的斗争严格限制在自己铺设的轨道上。对下层群众自发的斗争，革命党人在内心深处普遍持戒备、惧怕、敌视的态度，说“自然的暴动，无益于国家，固亦吾人所深虑者也”，因而提出“故今日之急务，在就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的革命”的观点。[37]这样，即使有“平均地权”的口号，有“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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