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不能也不敢直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革命派将目光转向了与农民颇有联系的会党，利用会党作为联络农民特殊的替代形式。[38]蔡少卿先生曾中肯地指出：“如果承认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与农民存在过联盟的话，那么革命派与会党的联合，就是这种联盟的体现，此外是谈不上有什么联盟的。”因为以下层民众为主的会党，与广大农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要发动了会党，农民就会受到牵动。应当说，在会党中起骨干作用的，确实是主要由破产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组成的游民。但这些从农业社会中游离出来的人，脱离乡村的时间并不太长，乡土观念、戚属关系等种种因素，在会党成员和农民之间还起着或强或弱的纽带作用。另外，到二十世纪初，由于会党的迅速泛滥，在广大乡村的活动也随之增强，农民为自家身计的考虑而列籍会党之中者已不在少数。如经历了太平天国和红兵起义之后的广东，“民间大半拜会”，[39]有些乡村农民“挂名会籍者甚多”，“甚至有全乡被胁迫入会者”。[40]这些情况，使会党在农民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甚至在某些地方，一闻会首号令“耕者无不即弃耒耜”。[41]所以辛亥革命元老谭人凤断言“洪门子弟大都来自田间，质直好义，本性究非甚恶。”[42]农民参与辛亥革命，大部分是通过了会党这一途径的，如四川参加了保路运动的数十万袍哥“多数是乡下的农民”，[43]广东以会党为主的民军“绝大多数是农民”，[44]“常要返乡做田土工作”。[45]会党不是农民的组织，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联系农民群众的作用。革命派之所以重视联络会党，就是意识到会党具有这样的作用，这与他们想要广大农民的援助又不能真正发动农民的心态是联系在一块的。 

(三) 

　　面对内有清廷统治的腐朽、外有帝国主义瓜分的狂潮，中国灭国亡种迫在眉睫的危急感在国人中油然而起，“陆沉矣，邱墟矣，亡无日矣”。[46]危难时刻人心思变，亟图拯救，“近来我国人的思想议论，都是大声疾呼，怕中国沦为非、澳”，[47]救亡图存成了压倒一切的大问题。“未醒人”将近代中国形象比喻为行将就木的巨人，撰文疾呼：“我中国者固地球上之一大伟人也，而若者割其手，若者断其足，若者抉其头脑，若者取其腹心”，[48]忧心如焚者绘《时局图》，使人对危机日甚一日的惨状一目了然，触目惊心。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反映到革命派里面，就产生了中国革命必须从速进行，才能避免灭亡的看法。他们在《共进会宣言》里就对会党宣传说：“我们若不早点把这满人打开，再过几年，就会把我们的中国，和盘送给洋人。”[49]另一方面，作为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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