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驶至外洋,如遇荒岛,诡称到台;促客登岸,荒岛人烟断绝,坐而待毙;俄而洲上潮至,群命尽归鱼腹。因碍清照之难,致有亡身之事。”〔91〕可见,与四川“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相比,台湾移民过程简直就是一部血泪史。
乾隆五十四年政府取消对赴台人民携眷的*,但仍规定禁止无照偷渡和无照携眷〔92〕。直到清光绪元年,清廷才废除“所有从前不准内地民人渡台各例禁”〔93〕,对台湾实行开放性移民。但四川却早在乾嘉之时,已由过去的土旷人稀变成“无荒可垦”了,迄至道光,更有“昔之蜀,土满为忧;今之蜀,人满为患”之叹〔94〕。嘉道以后,四川人口已开始向邻省迁移,如当时贵州“兴义各属,已无不垦之山,而四川客民……仍多搬往,终岁不绝”〔95〕。
清前期对台湾实行消极保守的移民政策,极大地限制了人民的入台开发,据学者研究,直到嘉庆十五年,台湾人口数量才只有194 万人〔96〕。而有清一代,台湾移民之来源地,基本上限于福建、广东两省而已。
综观全文可见,清初的四川和台湾均属土旷人稀的待开发区,但鉴于两地在国家*和经济中的地位不同,清廷对两地重要性的认识相去甚远。可以说,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即政府行为,其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往往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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