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天理教起义的主力军，是京畿和直鲁豫三省的广大农民群众。嘉庆在回顾这次天理教之“谋反作乱”时，“几暇静思其故”，不得不承认“总由穷困而起”[38]。这确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京畿和三省交界地区的农民，清初以来就负担着沉重的赋税和各种徭役，这一带的阶级矛盾始终尖锐存在。早在雍正年间，世宗就密谕三省督抚：“（三省）接壤之区，人民杂？，最易藏奸。已令直省督抚清理疆界外，曹州西南桃源集地方界联三省，接壤七县，而离州县皆辽远，文武兵役巡察难周，此处尤为紧要。尔等可各差干员会勘。应如何委专员、拨兵弹压，应归某省管辖处，尔等会同详议具奏。”[39]乾隆中叶以来，地主阶级的抢夺、兼并土地，官吏的贪污、营私舞弊之风，逐渐成为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这一带的阶级矛盾也进一步激化。到嘉庆时期，直鲁豫三省占有数百、千、万亩土地的地主比比皆是；而终岁辛劳的广大农民，“服田力穑，乃亦有秋季啼饥号寒，几于无生”[40]。三省官吏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暴。更可恶的是，各地地主利用各种特权，年年不完成国家的丁赋钱粮任务，使三省的“积欠”越来越多，地方官吏就伺机将亏空加在广大农民的头上，敲诈勒索，中饱私囊。天理教起义前夕在各处发展教民时，“所言皆系地方文武贪酷不仁等弊”[41]，当然是深得民心的。

嘉庆十七、十八年，直鲁豫三省连遭自然灾害，到处都是“歉收处所”，京畿有的县一亩地只打一二斗粮食。广大农民衣食无着，“皆以草根树皮糊口度日”，“（道路）两旁柳叶采食殆尽”[42]。地方官吏还趁机催科、派差，更加重了农民身上的负担。以致三省“游民往来如织”[43]，“思乱者众”[44]，更加促进了阶级矛盾的爆发。至天理教起义时，“愚民苦胥吏者争与焉”[45]，就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了。

 第二，天理教起义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

 天理教首领林清、李文成、冯克善、徐安国等，基本上都属于饱受封建压迫的劳动人民。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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