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有的论著认为，林清在传教中收了教徒的“根基钱”后，家境日益富裕，俨然成为当地的财主。而实际上，根据清廷官吏的报告，林清只有二亩零六厘土地和九间瓦土房[46]，根本够不上财主。再从清人的“有告贷者，（林清）辄给之，乡村仰食者万余家”[47]等记载来看，林清显然是把收来的相当一部分“根基钱”都用来赈济饥民了。也正因为如此，天理教起义前夕，京畿地区流传着“若要白面贱，除非林清坐了殿”[48]的歌谣。可见，天理教起义是反映了广大农民的要求的。
三省交界地区的天理教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起义发生后，许多地主、豪绅的土地、房屋被没收，逼使他们沦于“风栖露处，甑釜毁残，饔餐何自”[49]的境地。河南滑县起义后，起义者“将该县库贮征粮花户底册焚毁，民粮逆产无凭”[50]。这些行动从客观上说，既是对当时农村大搞土地兼并的一种愤怒回答，也是对整个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种冲击，具有进步意义。因此，天理教起义始终得到农民的支持。如起义者攻占滑城后，在北门*起招军旗，“不时有人投伙”[51]；李文成等人从滑城出走时，“一呼四应，贼势复合”[52]，出发时仅有千余人，不数日即激增至4000余人。可见，天理教起义是代表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的。
第三，天理教起义的*目的是要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农民政权。
天理教起义具有明确的*目的。还在天理教创立和酝酿起义时期，李文成就自称“李自成转世”，这充分反映了农民阶级的*愿望，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清代前期的农民起义大多是打着“复明”的旗号，而无理教起义则前进了二大步，即从“复明”进而为复李自成的大顺政权。这表明，天理教的首领们是把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的，就是说，要发扬他反明斗争的革命传统，领导农民起来革命。起义前夕，天理教内普遍传诵着“要改天换地了”[53]的歌谣，实际上也是起义的一种舆论准备。起义之前一个月（嘉庆十八年八月），天理教首领们在河南道口会议上明确规定：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京畿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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