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告表明，天地会之所以发动起义，推翻清朝政府，不仅是因为清政府对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封建统治和剥削，而且还因为它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丧师辱国，实行民族投降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人民群众反对清政府的武装起义的文告中，如此明确地把反对清朝政府的封建统治和反对外国侵略紧密地结合起来，如此明确地谴责和揭露清政府实行民族投降主义，这还是第一次。在与其同时的各地各族人民起义（包括太平天国在内）的文告中是罕见的。他们的这种思想和认识，当然是朴素的、感性的，但却是非常可贵的。它是当时广东地区所特有的那种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直接产物，是鸦片战争以来广东人民反侵略反投降爱国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起义军所建立的大成国和南兴王大洪政权，大都沿用了历代政权的体制和形式，中央政权里有诸王、公、侯、大学士、将军、元帅等爵位和职称，地方政权则设知府、知县等官职。

　　起义军在其所到之处，特别是建立了革命政权的地方，都在*上和经济上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方面：第一，明令蓄发易服，改正朔，用传统的方式表明旧政权的灭亡和新政权的建立。第二，每在攻克城池之后，“开狱放囚”，捣毁官署衙门，打掉旧的地主政权的象征。第三，为民除害，处决一些罪大恶极的官吏、地主豪绅。而对那些公正一些的士绅，廉洁一些的官吏，以及有才学的知识分子，则待以很好的礼遇。这一系列完全正义的革命行动，使某些坚决同起义军为敌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叹服：“洪门攻杀污官，大义也”（《赵沅英手稿》。）。在经济方面，其最普遍的手段，仍是起义前就沿用了的“开角打单”，即起义军的首领向某个或某些地主、富豪开出一角通令文书，限令某时交出一定数量的银钱或粮米，如敢抗拒，就采取暴力手段收拾他们。这就是地主阶级官、私记载中常说的，起义军所到之处“遍掠富室”。再一种手段是开仓济贫。例如，起义军攻克德庆、广宁等州县后，就“尽发仓谷”，“开碾仓谷”（《天地会起义檄文》（笔者藏抄本）。）。张高友在荔浦县更公开号召：“愿入党者，给凭单赴县仓任取米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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