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获得土地，是农民的迫切要求。天地会起义的领导者们，没有象太平天国那样提出一个《天朝田亩制度》，仅仅有过“免税三载”这种模糊而笼统的主张。但在起义的进程中，特别是在较稳定地建立了政权的地区，一些农民群众利用起义风暴的冲击，部分地或暂时地得到一些土地的现象则是有的。其主要方式是，在起义高潮中，一些农民自发地把地主的土地占为己有，抗交地租。例如，据《查复浔阳、桂邑两书院田租记》说：大成国政权建立后，桂平县浔阳、桂邑两个书院原来的学田“遂半为奸佃隐匿，又或为居民占据。租谷因以俱乏，几于□亡毛存。”到了1861年大成国失败后，清朝当局恢复了统治，学田的田租仍收不到一半。再过三年，桂平县知县徐延旭亲自到社坡等村，对佃户和农民威胁、恐吓，用尽了手段，才查清了学田的一大部份，但最终还是有十分之一、二下落不明，永远被佃户和居民占去了。这个很有价值的文献具体说明了，通过起义，在大成国政权的保护下，一些农民确实获得了土地。

　　地主阶级的官、私著述，对这场起义极尽了污蔑诋毁的能事，特别是指责起义军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其实起义军是宣布了严格的军纪的，“总兵大元帅陈”发布的告示明确规定：“各营旗总、兵丁”，如有“私收军饷，私通奸仔，私受礼物，私行抢劫，*辱妇女，犯此五罪，立即处决！”（《总兵大元帅陈示》。）在地主阶级的文人污蔑起义军的字里行间，也不得不承认起义军和他们所建立的政权是深受群众欢迎的，许多股起义军的纪律的确是严明的。据一些直接率领地主武装同起义军作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记载说：新会县起义军的生活很艰苦，“日食咸菜豆□，夜睡山头岭尾”，粮米不够吃，但“贼以义为名，严禁私自打单及掳掠、奸*等项，如违，依法处决”（《赵沅英手稿》。）。顺德县起义军攻克县城，“陈吉设立伪官后，遍贴伪示，誓称保护乡闾，不准伙众劫掠，有则杀无赦”（龙葆□：《凤城识小录》。）。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记载也承认，广大起义军领袖执法是严明的。

　　地主阶级的官、私记载，在怒骂起义军“残害地方”的同时，往往也不得不承认，起义军的“劫掠”，只是“遍掠富室”，而不是肆行烧杀。葛耀明在乐昌一带“各处勒纳金粟”，但严格约束部下，“不妄*”（同治《乐昌县志》卷12，兵□。）。张高友在广西的“劫掠”活动，是到很远的“富室员外”家里“打单”，到县城“向各巨商及当商、盐埠索资斧”，但“不伤居民”（民国《荔浦县志》卷3，纪事。）。罗华观在苍梧县“不轻出掠”，偶尔有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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