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义军政权比较稳定的区域之内，*上的确有所变革，群众的负担有所减轻。一些地方志的记载：“张高友在荔浦一带，以捭阖得人心”（民国《荔浦县志》卷3，纪事。）。李文茂治理下的罗城县，“一时*聿新，民风为之一变”（民国《罗城县志》，前事。）。黄鼎凤建立了政权的来宾县，更有一番国泰民安的情景：“就地设粮台，归附者岁纳保护费若干即无事。……境内约束严明，几乎牛马放牧不收，外户不闭。县属南乡，距鼎凤山寨不远，多归附之。编户登籍，谓之　‘写耕夫’，所取比曩昔田赋反轻二、三。”（民国《来宾县志》，兵事。）

　　由于起义军反对清政府封建统治和外国侵略者的纲领、口号和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满足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他们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情拥护。人民群众拥跃参加起义军，起义队伍得以迅速扩大和发展。广大群众“揭竿斩木……相从，如醉如狂，几不复有天日”（民国《西宁县志》卷32，前闻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广东天地会起义一经爆发，就迅速扩及全省，并迅速发展到广西、湖南等地，而且坚持战斗了十一年之久。

　　当然，这决不是说起义军和他们建立的政权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是说当时那么多的起义队伍，每一股都是始终如一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对于这种旧式的农民战争，我们只能首先看他的本质和主流这一方面，然后分析其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指出其缺点和不足，总结出应有的历史教训。同时还应注意到，当时各地那些多到几乎无法统计的各大小股起军，有的（特别是他们的主力和一些著名的、有*抱负的大股）是有比较明确的纲领、口号的，有的（数目还不太少）则缺乏明确的*目标，有的则纯粹是饥民、流民集团或经济盗匪。对于后两类起义队伍来说，往往是很难说有什么政策和纪律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很自然的，甚至可以说是必然的社会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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