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地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是十分残酷的。当时每亩地租高达二百斤到三百斤，靠近河边的上等田，有时高达四百斤，约占全年收获量百分之七十到八十，超过了全国的地租剥削率。荒歉时虽有听分减折的规定，但实际上是由地主摆布的。浙南一带还盛行着押租制，佃户向地主租种土地，要先付押租金，如遇水旱，地租缴纳不足，地主就在押租金中扣除。逢年过节，佃户被迫向地主送礼；地主家中红白喜事，佃户被迫无偿地替地主做工；地主下乡收租，随带佣人都要佃户招待酒饭。 

　　同时，地主阶级还利用农民的困难，以高利贷进行剥削。浙南地区高利贷的剥削率也很惊人。民国初年，卓剑舟在《说剑斋丛话》中曾追述当时的情景说：“当咸丰辛酉（186年）大旱之际，借谷一石，半年之内要还二石、三石不等，借钱米亦然。甚至一酒一肉，积至多时，变抵田产数十金者，心怨之而口不敢言”。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偿付战争赔款，增收各色各样的捐税，其中田赋的加征更为苛重。以瑞安县为例，赵钧在《过来语》中说：“时（按指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赵令景铭，无政不苛，视民如仇，而催科政急，粮价更增。新银一两二千八百文（指本年新征地丁银折价）；新米一石价六千文（指本年新征漕米折价）。邻人郁翁说：‘二三十年前，银价一两一千五百文，米价一石二千外’。”（`《过来语》第七册。）由此可知，鸦片战争后，一两地丁银折价比战前增加将近一倍，一石漕米折价比战前增加二倍，浙南地区农民的田赋负担，等于增加了一倍到二倍。 

　　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后，清政府统治地区日渐缩小，税收来源也大大减少，而军费支出却有增无已。为了弥补财源的不足，维持自己日益动摇的封建统治，清政府拼命在自己统治地区搜刮民财。田赋的征收除了一方面提高折价外，另方面利用纳税必须用白银的规定，故意压低银的折价。当时瑞安民间银元一元可兑钱一千五百文，而瑞安县却规定漕米一元折九百文。（《瑞安县志稿.田赋》。）这样，一石漕米折价六千文，就需银币六元六角去缴纳。因此农民应纳的一石漕米，就要用三四石米的钱去缴纳。龚自珍所说：“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龚自珍全集.已亥杂诗》。）正是这时东南一带包括浙南地区在内的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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