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清政府任意提高田赋的白银折价，不仅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也影响到一般中小地主的利益。瑞安地主阶级内部就曾为此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清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间，瑞安知县傅斯择在温州道、府的支持下，将田赋银价提高到每两折钱二千九百八十文（当时市价一两银兑一千五百文左右）。这样一提高，官吏们就可以在瑞安一县额外剥削三千万文，合白银二万两。地主蔡小琴（举人）、叶玉璇对此不满，要求减低折价，傅斯择拒不答应，因此双方结怨。这年五月，傅斯择因局势吃紧（太平军攻克处州），私将家财细软运回老家，被蔡小琴获悉，聚众加以扣留。傅斯择恼羞成怒，便差县役将蔡小琴等捉拿到案，当场掌咀四百。瑞安全城中小地主（包括一些秀才、举人）不服，齐到公堂说理。傅斯择以官兵自卫，并命持刀威胁，众人气愤，一齐拥入县署，和官兵发生冲突，当场被刺伤数人。结果他们便拥到孔庙明伦堂进行“哭庙”，捣毁“圣牌”。（《过来语》第十四册。） 

　　就因为地主阶级内部当权派与一般中小地主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在太平天国革命高潮中，一部分中小地主有可能依附革命，个别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甚至成为革命的领导人。如清咸丰四年（1855年）的乐清红巾军起义的领导人瞿振汉（监生）、瞿振山（生员）、傅应熙（廪生）等，（林大椿《红寇记》，《温州近代史资料》。）以及金钱起义的领导人蔡华（拔贡），蔡岑（廪生）、潘英（生员）、郑禹云（生员）等，（参见黄体芳《钱虏爰书》，孙衣言《会匪纪略》，均见《金钱会资料》。）都是有“功名”的知识分子，最后都为农民革命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革命导师列宁说：“要革命来临，单只‘下层不愿’照老样子生活下去往往不够，而还要‘上层不能够’照老样子生活下去”。（《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人民出版社。）当时浙南地区的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都非常尖锐。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就酿成了整个浙南地区的革命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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