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和掠夺。鸦片战争后，外国商船开始在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厦门、香港等地行驶。英人寿尔说：“外国人对（中国）沿海贸易，势将取得独占。……他们（指中国官吏）既然不能阻止外国大轮船来往，甚至不能禁阻本地商人利用这样提供的便利”（寿尔《田凫号航行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八册400页。）于是就排斥了我国原有的帆船运输，使成千上万的船工陷于失业，使我国沿海的航运事业萧条、衰落。当时闽浙总督刘韵珂就看到这点，他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说：“查浙江之宁波、台州、温州等府，地多滨海，民鲜恒业，沿海编氓，非求食于网捕，即受雇于商船。……自外夷通商以来，商船大半歇业，前之受雇于商船者，多以衣食无资，流而为匪”。（刘韵珂《上道光奏折》，见《中国近代史资料刊丛。鸦片战争》第三册，492页。）这里除去诬蔑词句外，清楚地说明包括浙南地区在内的浙江沿海地区，船工们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被迫走上反抗道路的情况。金钱会起义的发源地平阳钱仓，原是浙、闽交通要道。民船运输的衰落，使这些市镇的工商业也受到影响。出身“钱仓埠役”（孙衣言《会匪纪略》，见《金钱会资料》。）的金钱会首领赵起和他的伙伴们，以后就成为这次起义的骨干力量。
当时不少失业的船工被迫下海为“匪”。“海匪”的增多，又使沿海的渔民、盐民难能进行正常的生产。他们生活无着，也参加了“海匪”活动。当时一个福鼎的封建文人曾说：“濒海无田，以渔、盐为生。盐枭为法所禁，渔民又为盗所掠，计无复之，因啸聚而为盗”。（王恪亭《致福宁郡游侍御书》，见《福鼎文征》。）失业的船工、渔民、盐民就这样相率走上反抗的道路。
三、天灾频仍，人民死亡累累
封建统治者只顾剥削压迫人民，对地方公益事业置之不理。水利工程年久失修，河道淤塞，堤堰倾圮，于是天灾人祸便接踵而来。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浙南各县连续发生严重的灾荒。据《平阳县志》记载：清咸丰三年（1853年）到十一年（1861年），平阳一县就发生过七次灾荒。咸丰三年六月，浙南整个地区遭受强台风袭击。平阳县的情况是：“六月十八日起大雨，至二十九日午始霁，平地水深六七尺，田庐被淹，低田无收”。（《平阳县志》卷五十六《杂事》。）永嘉县是：“大雨滂沱，洪潮汹涌。庐舍、人畜、稻禾，全遭淹没”，造成“数百年未有之奇灾”。（王德馨《雪蕉斋诗抄》卷三《永嘉记略诗序》。）当时温州的瓯江和瑞安的飞云江，“浮尸及屋舍顺流入海者，不知凡几。并有在楼中号呼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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