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与道家学说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主张积极干预世事，担当治国重任，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君主*举措乖张，朝政坠败，君主与社稷利益不可兼顾的情况下，儒家的那种入世、治国平天下的功利思想，往往会升华为对国家和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正如江春霖所说，自己“所以哓哓辩论不已者，非计一身利达，为国家前途虑久远耳”。（注：江春霖：《梅扬江侍御奏议》卷一，第14页。） 

就历史发展的某一阶段来看，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大多呈现一种僵化保守状态，背负着传统思想文化的惰性包袱。但就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他们的思想仍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林则徐、魏源等人的经世师夷制夷思想、洋务、维新、革命思潮交相涌流嬗代，将中国知识阶层追求真理和进步的永恒精神充分表露出来。近代论驳上谕的风潮，就表面看是对帝王言行的不满谏诤，但从传统思想文化方面来看，则是中国知识阶层（包括传统士大夫和近代知识分子）追求治世救国真理更深层次本质的再现。 

中国进入近代以后，传统封闭的封建体系被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伦理道德及价值观渐次传入，人们的视野从国内扩展到世界，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进行着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反思。比较反思的结果，是人们对国内*腐败的日益不满和迅速提高的*期望。然而传统封建制度自身的僵化不变，不能作出及时适度的调整，以消溶不满或满足人们的期望，使人产生强烈的*挫折感，严重动摇破坏人们对传统伦理价值的认同感。在论驳上谕风潮的前一阶段，人们已不再笃信君主一言既出，即是法律的传统价值神话了。在论驳上谕风潮的后一阶段，人们更是开始普遍接受新型君民关系法则，即君民皆需在宪法范围内行动，君主亦不得违法行政。 

另外，传统知识分子注重个人名节操守的思想，也是激发其论驳上谕的动因之一。他们认为：“天下之公，虽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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