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思想上的承继渊源关系，因而不能形成连续有影响的*思潮或运动。但在其背后，却隐寓着一种深刻的历史必然，即进入封建专制制度末期的清王朝，已无力修复或调整其统治机制，国内外*社会危机的煎迫，更反衬出清廷*上的腐败无能，已失去民心，甚至逐渐失去其统治的阶级基础——封建群臣之心。御史江春霖被罢斥后，曾满怀一腔孤愤赋诗云：“葵藿有心空向日，刍荛无力可回天”（注：赵炳麟：《柏岩感旧诗话》卷一，第3页。），喟然长叹“谏不行，言不听，不去何待？”（注：1910年3月10日《汇报》。）由于封建帝王为一己之私，拒不纳谏，“仗马一鸣，三品料去”（注：江春霖：《梅扬江侍御奏议》卷二，第65页。），使得原来对清廷耿耿忠心的刚正官员心灰意冷，许多“老于谏垣者”，“皆噤不发声”（注：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第13页。），从而造成晚清政局的愈加混乱败坏，不可收拾，清廷已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清晰地反映出腐朽封建制度的没落衰亡和必将让位给资本主义制度的这一历史必然。
人类社会的一切伦理道德，归根到底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直接反映，是评价人们言行，调节人与人，阶层与阶层，阶级与阶级间关系的准则之一，因而具有相对的权威强迫性和稳定性。但是，在人类历史领域内，决没有超时空的永恒伦理道德戒律，它必将伴随社会*、经济制度的改变而改变。中国近代论驳上谕的风潮，与其说是臣民抛弃了君主和传统*伦理道德，不如说是君主和传统*伦理道德背离了臣民和时代发展的要求，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思想意识对封建制度及意识形成的冲击和挑战；与其说是臣民对帝王个人言行的不满，不如说是人们对国家和民族危殆局势的惕厉呼声，显示着中国知识阶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高度忠诚（当然，在许多情况下这一忠诚被一定程度地扭曲变态了），是传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社会*观念合乎逻辑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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