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偶然与必然 

在历史发展的辩证法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阶段就其发生的时代和条件来说，虽皆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3页。）。人类历史之舟进入19、20世纪相交之际，在中国延续了2000余年，一直被视为至善尽美，天经地义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完全失去其继续存在的合理性与价值，开始受到各方面的挑战与冲击。中国近代论驳上谕的风潮，虽远不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否定，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却是通向近代民主*不可或缺的一环。因为它毕竟是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自起波澜，向人民彰显了清帝的种种失政败德，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绝对权威与合理性。江春霖被罢归籍时，士大夫为其“祖饯无虚日，报馆又极力张扬”，结果使“朝廷丑声大播”（注：胡思敬：《国闻备乘》卷四，第13页。）。御史赵炳麟当时就敏锐地看到，“自是民愈解体”（注：赵炳麟：《宣统大事鉴》卷一，第7页。）。 

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中国近代历次论驳上谕风潮的触发点，纯属一种历史的偶然，彼此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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