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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模与清末新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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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8: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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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朝廷仿行。在当时的环境下，如此惊世骇俗，没有身首异处，实属万幸。其二，与一个半月后出台的《江楚会奏三折》比较，陶折不仅对各种弊政的揭露与批评更为尖锐，而且触及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他为清政府设计的改革方案，包括*、经济和军事制度，内容较为全面，其深度与广度均超出同侪。如果说《江楚会奏三折》成为新政前期的改革纲领，那么新政后期（1905—1911年）改革的进程与内容，则与陶模的建言相当吻合。其三，包括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在内的许多地方督抚，对西法的了解及对天朝病症的认识，并不逊色于陶模，但私下议论与正式建言，差距很大。《变通*宜务本原折》出奏前，陶模自己坦言：“观政府意，未必真欲变革。”（注：“广东陶制台来电”，1901年4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6函，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第48页。）其不计利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种精神的确难能可贵。从欲借改革缓解危机、敷衍舆论民情的清廷的立场看，其主张自然过于理想化，但以地方大员的身份正式提出，引起最高当局的注意乃至震动，积极意义不可低估。所以海外维新人士评价陶模条陈新政的奏章“指陈利弊，纲举目张，为诸省之冠”（注：《檀香山阖埠保皇会总理黄亮、钟木贤等上粤督陶制军书》，《清议报》第87册，1901年8月5日。）。
陶模病故后，《新民丛报》发表社评，其中有这样的评语：“陶模昔任边陲，无所表见。及移节两广后，曾数上奏议，言人所不敢言。士论颇许之。”（注：《呜呼刘坤一、呜呼陶模》，《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这说明当时已经有人注意到，陶模任两广总督前后，其*形象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将陶模1895年和1901年所上的几个奏章进行比较，可见这一说法不无根据。
陶模自翰林院庶吉士改官县令，“迹其官途，所经惟总制陕甘为最久，二十余年中，规划设施，殚竭心力，用能民怀吏畏，声称灿然”（注：《粤督陶制军薨逝感言》，《申报》1902年11月7日。）。尤其在皋兰之清丈，秦州之赈饥，新疆之守土等事情上，博得官声。从清廷的角度看，其和解回汉，联合外交，“其才实有大过人者”（注：《粤督德粤抚李代递故督遗疏并胪陈事迹垦恩优恤折》，《申报》1902年11月13日。），可谓能吏。1895年，陶模任新疆巡抚时，曾上《条陈时务折》，提出“核实用才”、“破格储才”、“推行宜渐”、“提本宜急”四策，主张扶持农商矿务，让利于民，停止捐纳。其总体思想可以概括为：“欲求富强，必以崇节俭、广教化、恤农商为先；欲新*，必以变士习、减中额、汰内外冗员为先。”他认为：“东西洋各国之所以自立者，在法亦在人。”而中国弊端的根本在于取士用人不当，“考试太滥，捐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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