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建言的激越相比，陶模在广东推行新政事业的进展却不如人意，以致报刊有这样的评论：“陶也者，无气力之人也。其所见或有以加于诸老朽之上，而实行力之薄弱，亦与彼等相类。观一年来广东之政界可见也。”（注：《呜呼刘坤一、呜呼陶模》，《新民丛报》第18号（1902年10月16日）。）政见激进的加拿大保皇会总理叶恩，虽然对陶模“条陈新政，整顿粤事，札饬阅报，解释党禁，开百蛮之风气，平义士之公愤”的举措表示“不胜钦佩”，但对其督粤期间的所作所为并不满意，认为新政不过“纸上空谈”：“科举拟变，而八股犹存；学堂拟兴，而书院尚在；党禁云解，而日事捕杀；民智言开，而犹尚压制。若兵若商若财若工之事，无一事不言办，实无一事可即办。”他建言三策：“请皇上回銮，以亲裁大政”；“速求自立，以存中国”；“经营广东，以为后图”。而以前两策为上策。“使以吾粤为可为耶，则速行整顿，以为后图可矣。”否则“急流勇退，无阻贤路可矣”。（注：《英属加拿大各埠保皇会总理叶恩等上粤督书》，《清议报》第92（1901年9月23日）、93册。）所论虽均系事实，但只是就现象而言（注：有人曾对新政时期广东政绩不明显的情况进行过分析，认为督抚更换频繁、财匮民穷、社会动荡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清末新政的十年里，广东先后有七位总督、另有两位兼署，平均一年左右就更换一次；而湖北在1875-1911年的36年中，总共有过11位总督，平均一任三年。（见俞勇嫔“广东督抚与广东新政（1901-1911年）”，硕士学位论文，中山大学，1995年））。其实，陶模并非不想有所作为，而为条件所限，同僚掣肘，难以如愿。
    两广毗邻港澳，各派*力量在此聚集栖散，也常常成为*流亡客的必经之路和必争之地，清廷备加关注。总督府所在的广州，是近代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列强势力不断渗透，各种关系错综复杂。同时，广东历来匪患猖獗，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盗匪活动愈加肆无忌惮，统治秩序极度混乱。开府两广也因此被视为畏途。陶模上任之时，剿除盗匪，平靖地方，迫在眉睫，而处理各方关系，则更加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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