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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模与清末新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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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8: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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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义会之意……迩闻经氏之案已允注销，罗、唐之家亦蒙释放。洞悉万里，幸鉴愚诚，感佩之深，非可言喻”。希望“尚书乃心中国，宗社柱石，体恤下情，怀柔远人，必不以谤言成真，疑事见信，为己甚之事，阻忠孝之路也”。（注：《檀香山阖埠保皇会总理黄亮、钟木贤等上粤督陶制军书》，《清议报》第87册，1901年8月5日。）所以经元善脱困后与港督卜力会谈时表示：“李、刘、张、陶、袁诸大帅，皆为敝国第一流人物，若肯与枢臣内外合力，庶几有望乎！”（注：《香海问答纪略》，虞和平编《经元善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369页。）
陶模偏好新党，往往不避嫌疑，甚至明知其为革命党也无所顾忌。据说在沈翔云等人的影响下，陶氏“父子均喜阅中国报，其黜陟属吏，恒以中国报之评判为标准。故中国报在粤销场以是时为最佳；仅督署一处，销售至二百余份。清季督抚在粤政绩，以陶为差强人意，中国报与有力焉。有一次，陶因阅中国报而将县官二人撤职，其后乃知此二人实为好官，不过中国报误载外界投稿而受人所愚耳”（注：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67-68页。）。
与保护新党截然相反，陶模对顽固守旧者深恶痛绝，坚决打击。港商刘鹤龄所办育才书社欲在广州开设分校，有洪嘉与其人呈文竭力反对，指该书社由英国商人嘉道理捐资，为英国包藏祸心，阴谋图粤；刘鹤龄为屈臣氏买办，疑为孙中山、康有为余党潜谋不轨。陶模专札驳斥，指其“阻碍学务，实非浅鲜”。吴稚晖后来回忆说：“庚子罪魁江西洪某，谪官到广州候补的，他告诉许静山，说我与惕生都是革命党。”（注：吴稚晖：《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上海研究资料续集》，第103页。）此“洪某”当系洪嘉与，其为人顽固，与后党官员一样，素以联俄为宗旨，而将“与英人交涉之事，无不目为阴谋，指为秘计”，庚子于行在上折，主张围攻使馆。陶模针对其文，逐条痛批，告诫其“既以忠爱自期，务宜平心静气，以察事理，毋预存成见，而遇事则苛求；毋自视过高，而谓人皆不肖”。振兴中国的根本，在于变法自强，只要自强，则外国的阴谋秘计皆无所用，而中国则和战自如。“至谓刘鹤龄屈臣氏买办，疑为孙文徒党，亦近捕风捉影。香港之为买办者多矣，皆党于孙文者乎？且由此而拟为康党，则尤为牵扯。本部堂只就事办事，以息乱萌，不敢以成见私心株连蔓引。盖孙、康既皆粤人，一则行医，一则教馆，粤之士商为所识者多矣。苟于士商之有志时务、讲求新学者概疑为孙、康之党，善机阻塞，何以振兴？且疑惧万端，纷纷自扰，康衢坦途，尽成荆棘，将一步不能行，一事不能为矣。”陶模以是否有利于变法自强为评判标准，“夫论有用人材，必曰通达时务。讲求时务而不通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矣。”（注：《两广总督陶制军批斥洪牧嘉与札稿》，《选报》第9期（1902年3月10日）。）在他看来，新党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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