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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模与清末新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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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6:38:4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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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派均系有识之土，应当争取，顽固守旧则为革新障碍，必须扫除。考虑到清廷直到1904年才解除党禁，将孙文和康有为、梁启超以外的戊戌分子开复启用，陶模则在1901年便具有这样的认识并在职权范围内贯彻实行，的确难能可贵。
对于民众发起的爱国救亡运动，陶模也给予积极回应。拒俄运动开始时，上海绅商致电陶模，希望他力阻签约。陶模复电表态：“俄约大碍和局，万难依允，已于朔日会同德静帅电奏行在谏阻。能否转圜，殊深焦盼。”绅商们进一步要求陶模“约各督抚死争，否则声明疆臣不承认”，并告以“已有人力说江、鄂两督，望公力为之”，陶模果然依嘱致电袁世凯：“存亡在呼吸，乞公约各省竭力死争”。（注：《再志续阻俄约电文》，《中外日报》1901年3月24日，转引自杨天石、王学庄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拒俄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3页。）
陶模的态度和表现，使其民望迅速增长，不同派别的维新之士均希望通过争取他这样的开明大员以促成变法。他们十分关注陶模的动向，并寄予较高的期望，有的甚至以陶模为代言人。1901年8月26日，陈三立函告汪康年：“时局自回銮改期，知者无不忧惧……日前闻庆、李两全权，纠合刘、张电请收回改期之成命，尚未知能动听否耳？顷李亦元刑部刊成《政务处条议明辩》，冀当路采取，或资补救。鄙意今之大臣而有胆识者，只有陶制军一人，因特寄上二本，敢恳足下以其一速寄陶氏父子，如能采择入告，挽回转移于万一，亦未始非吾辈精卫填海之心也。”本来陈三立拟将《政务处条议明辩》公诸报端，考虑到如果陶模愿意代奏，过早登载条议可能对陶造成不便，为此特别叮嘱：“此议既望施行，似宜从缓登报，免中当路之忌”。（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986页。）
陶模民望的急升并未带给他办事的方便，其积极的变革主张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广东名饶富，然取诸民者已重于他行省，岁不足五百余万，则取之*规，仍不足，则贷之外人。模睹民力已屈，追呼不得宽，欲有所兴革，皆坐中沮。迭疏请疾。”（注：《清史稿》卷447，第3206页。）甲午、庚子两大赔款，广东负担甚重，己亥清廷又曾派刚毅南下大肆搜刮，而广东各项税源，多由商人承包，甚至有欲承揽关税者。庚子赔款分摊之前，广东总计每年地丁开税厘金盐课及各项经费饷款所入，以抵常年应解京协各饷及动放各营薪粮，尚属入不敷出，为筹巨款，只得加开房捐亩捐。地利不足，复因人祸而愈加严重，《新民丛报》载《陶方帅之死状》记：
陶方帅犹不失大吏中之贤者也。徒以魄力不足，故不惟不能有所设施，而竟以速其死耗矣。哀哉！客有自粤来者，述方帅之死状，盖方帅而不辞职，则可以不死。方帅本无甚病也 << 上一页 [21] [22] [23] [24] [25] [26] 下一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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