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李鸿章伯与北京政府之关系日益疏隔，李氏照样一人承受日清通商条约的责任，谈判决定后李鸿章最终也不会被清国政府谅解，其地位之危险乃是明白的事实。原来在北京政府内部与李伯意见相同者，有孙毓汶（山东人）、徐用仪（浙江人）两军机大臣，早先与日本在烟台互换条约时曾共同帮助李伯。当时清国阁员全都反对批准该条约，而伍廷芳亲自劝说孙、徐，此二人遂进宫劝恭亲王，结果使条约渐至批准。其中孙是敢为人物，政府内部各大臣及御史等忌惮亦甚，以劝批准条约而开罪天子，不幸又被御史所弹勘，本年七月（清历六月）以至于不得不以病辞官。现今只有徐一人孤立于政府之中，到底非能持久，早晚亦将辞其职务，盖为自然之势。清国国事日非，实在令人叹息。反之对李伯最有力之反对者，内有翁同龢、李鸿藻（直隶人）两军机大臣，其势力颇强，亲露［俄］国而恨日本，随之憎忌李伯亦甚。外有总督张之洞，是亦为李伯的有力反对者之一。张之洞又与北京政府疏通关系，其势力颇盛，所以连接清国南北的铁道建筑大工程，也由该总督专门承担。这样李伯目前好象处在周围都是敌国一样，对国家重大事件，政府也不咨询于他，李伯处于最不愉快而且危险之境地。对于现今的通商条约谈判，幸而靠林公使建议，不在天津而是改在北京谈判，使李伯能有机会赴北京制服政府内部之反对者，说服猜忌者，并使翁李二大臣也一同来分担缔结条约之责任。今后李伯倘有所为，实彼我之幸福，两国之大利也，云云。 

右者乃是伍廷芳向本官说出的秘密之大略。依本官之见，李伯对目前处境甚不高兴，已不容易再挽回其昔日的权力，他非常希望依赖我政府的威望，来恢复其旧日之地位。由伍氏口气也明白显露出，他虽然说为李伯考虑，实际上也为他自己打算。原来李伯作为清国唯一*家，通晓内外时务，即使北京政府诸官吏集忌惮猜疑之念于其一身，并试图千方百计加害于他，然至今仍对他无可奈何。可见，李伯确是有为之人物。再加之李伯素知日本国力，战败后特别敬慕于我，已溢于言表。反之其他当权大臣均暗于事理，亲近露［俄］国，蔑视日本，对我甚为不利。我方应利用李伯有利己之念，先满足其希望，将此次通商条约的谈判改于北京举行，使李伯能制服那些反对者，使其权力增强，而让尊俄攘日之翁同龢，同李伯一起分担签署该条约之责任，亦不失为当前的一个*策略。另外，关于伍氏之密谈，可见本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电信报告。为了慎重起见，特再次申进。敬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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