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的惨败,刺激了一批士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31](p1)。
严复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几篇震动一时的时势政论:《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和《辟韩》等;1898年翻译出版了《天演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加上忧患意识和自强意识,是当时维新变法的思想基础,而并非《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相反,“恐怕虽在*主张上极佩服康氏的人,对于这书也许还要说它是凭臆武断呢”[28](p383-384)。
维新派中的一些中坚人物,如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章太炎等,都曾在公开场合或私下里对康有为的伪经改制理论表示不敢苟同。章太炎常与康门弟子梁启超、麦孟华等人争执,“论及学派,辄如冰炭”,斥康说为“病狂语”,“好之者乃如蛣蜣转丸”,并作文“直攻其妄”[32](33),考虑到维新大局的整体利益,才没有公开发表。
唐才常说:“往书肆购得《新学伪经考》阅之。今年三月,始读所谓《改制考》、《董氏学》两书。其宗旨微有不合处,初不敢苟同。……至其拜服南海五体投地,乃因历次上书,言人所不能言,足愧尽天下之尸居无气而窃位欺君者,故不觉以当代一人推之。”[33](p238)康有为敢于上书言事、掀起变法巨澜的勇气和胆略——而不是他的伪经改制、创立孔教,才是使他赢得了维新志士的拥护和崇敬的主要原因。
结语
在通常的研究者视阈之外,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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