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一定地位，势必要与胡适等年青人一决高下，所以“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16〕，结果反而跟着时代潮流走了。梁启超后来也开国学书目，也谈“整理国故”，也研究墨子、庄子，也搞戴震哲学，也大讲科学方法、学问有用无用、为学问而学问、学术独立等，无不是受了胡适等科学实证派的影响，所以讲晚年梁启超离不开胡适。而胡适上承章太炎等正统派学人，其治学方法和内容也正来自正统派，其学术正是正统派学术在新时代下的发展，梁启超曾称赞胡适“有正统派遗风”即是证明。而梁启超受时代潮流影响，在晚年表现出向清学正统派全面回归的趋向也就不奇怪了。
四、“认知理性”：沟通传统与现代的媒介
梁启超生活的年代是学术转型比较剧烈的时期。透过梁启超向清学正统派回归这一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嬗变转化的轨迹。
梁启超一生对清学正统派的态度一共经历了三次变化：第一次是师从康有为以后，将300年来之清学斥为无用之学，旧学， 而一心向慕西学；第二次是到日本后逐渐走出今文经学，虽然仍将正统派“旧学”归为汩灭性灵之学，但肯定它有科学精神，逐渐地认同、复归正统派学术；第三次是晚年弃政从学后全面向清学正统派回归。而他据以衡量正统派学术是非的标准一直是科学，他是在是否科学、有无科学精神的标准下评判传统学术的价值的。他一生中对科学的认识也是在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又是建立在他在一次次引入科学，介绍西学失败的基础上的。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步分为三阶段：一是在器物上感觉不足，二是在制度上感觉不足，三是在文化上感觉不足。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梁启超这种学理逻辑上的三段式划分大体反映了历史的实际。这个感觉不足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引入科学、学习西学的过程，此一过程经历了“器物——制度——精神”的三个阶段。
由此可以推论，传统学术向现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