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看出，向清学正统派的回归是20世纪初年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并非为梁启超所独有。而这种回归不只是学术内容上的回归，更是精神上的回归。从梁启超到王国维再到胡适，他们都是以回归清学正统派的姿态建设现代学术的。事实证明，像早年梁启超那样将新旧学术对立，只宣传西学的做法不会成功；而王国维以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以旧开新，不能打破旧的意识形态，新的、广泛意义上的现代学术也难以确立；只有胡适以理性沟通科学与清学，以文化激进主义的方式将新旧融合并破旧开新，才能建设广泛意义上的现代学术。
学术现代化的进程其实也就是学术科学化的进程，只有将中国学术里最深层次的东西科学化，现代化的道路才能走通，这也就是国学科学化、史学科学化、文字学的科学化等。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正是通过国学科学化来实现的。
而国学的科学化则需要媒介。这个媒介就是认知理性，或科学理性。清学正统派的考据方法和科学方法在具有认知理性上完全相通，没有什么区别，恰可作为沟通中西学术的媒介。从梁启超到胡适，终于找到了这种媒介，寻找的过程即是回归传统的过程，又是不断走向现代的过程。事实证明，要输入科学，舍弃中学不通，将新旧之学对立也不通，只有将中西学术中的认知理性作为媒介，才能奠定科学基础，来建设真正的现代学术。
我们常说的现代学术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上的两种概念。广义上的现代学术包括现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狭义的现代学术只是指现代人文科学，——从事文、史、哲等传统之学的人往往如此界定。
人们通常认为，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是截然两分的，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如果就广义上的现代学术而言的话，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差别自然很大，因为后者中的法学、经济学及自然科学都是传统学术难以包容的；如果就狭义的现代学术而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距就不如想像的那么大，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有无现代学术理念，而在内容上也完全是前后承继的关系，连接它们的是学术传统，是民族的精神。
(文章来源：《文史哲》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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