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开始排斥中学，宣扬西学；到日本后虽然有认同清学治学方法的倾向，但仍将中学看成旧学，将西学看成新学，新旧学术的划分对立非常明显；而晚年的他，不再将学术划分为新旧中外了，学术现代化的路途可能至此打通。

　　将梁启超到日本后第一次向正派学术的回归和他晚年向正统派学术的回归作一对比，会发现二者有同有异。相同的是梁都是在科学的意义上肯定清学正统派学术的，梁在早年就已认为清学正统派的治学方法有科学精神，已用正统派学术沟通了中西学术，从而为奠定科学在中国的基础，树立科学的权威做了初始的工作，而他晚年则是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不同的是，早年梁启超重在宣传和介绍西方学说，虽然他说清学正统派学术有科学精神，但他也只是为了借此宣扬西学和科学，并未将中西新旧学术之间的藩篱拆除，所以他宣传西学和他要改革中国制度一样都不会成功。而晚年梁启超则不再宣传什么西方*、经济、法律等学说，而将清学正统派的治学方法真正上升到精神层面，将中学科学化，拆除了中西新旧学术的藩篱，使学术现代化的道路得以畅通。

　　当然，打破中西新旧学术之间畛域的并非始于梁启超，王国维早在1917年撰写的《国学丛刊序》一文中就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17〕，但王国维“学无中西”观的立足点仍在中学，并非重在吸纳西方现代学术，虽然他也是以清学正统派的治学方法来沟通中西学术，但他的观点仍未突破“中西体用”的局限，虽足以建设科学的现代人文学术，而不足以树立科学权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术。只有到了胡适，才以“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突破了中西体用之局，将清儒治学的方法与科学方法等同，在精神层面上奠定了科学在中国的基础，而他借以使用的手段即是将国学科学化。梁启超正是在胡适影响下，才完成其向现代学术观的转变。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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