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与整个中国现代化的运动相联系的，尤其是与西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的传入所引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以及此种国家即“中华民国”形成与发展的实际历史运动相伴随。自由、平等、独立和解放等现代理念，既是启动现代民族意识的基本价值观念，也构成为“中华民族”意识的现代价值起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华民族”观念无疑具有着某种现代性。 

由于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前提是实现中国自身的独立，它必然内在地需要一个既能整合国家、社会和文化，又能有效地连接历史与现实的关于全疆域内人民的现代统一体概念，以便承担起独特的社会动员的时代使命，于是“中华民族”观念乃应运而生。就其上述功能意义的要求而言，它实在是“中华民国”、“中国”和“中国人民”等概念所无法比拟和替代的。因此，这一概念的诞生和流播，的的确确属于时代需要的产物。 

但“中华民族”观念同时也是、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有史以来历史发展的结晶。因为现代民族国家性质的“中华民国”的建立，同样与这种历史发展紧密相关。如果没有历史上各族人生活在同一块地域范围的制约因素，没有*经济上广泛深入的联系和血缘上长久而复杂的交流，以及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熏陶，这一观念的形成和普遍认同是根本无法想像的。换言之，作为一种历史事实，那种具有内在联系的尚处于“自在”阶段或古代状态的一体性民族共同体之存在和其向现代演化的内在可能与趋势，对于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来说，也是最为重要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其实，前近代时期，“中华”一词或概念本身就已经具有了相对于西方的、作为地域、族类、国家*和历史文化共同体的客观内涵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自在”的中华民族和“自觉”的中华民族之间的内在关联，便不无某种豁然开朗的启发效果。当然，此处所谓“自觉”，并不只是对以往那种各民族一体性联系之“自在”状态的简单觉悟和感知，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环境和诸多现代性因素作用背景下的能动反映，甚或其本身，就理当包括林毓生所谓的“创造性转换”在内。 

在这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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