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上，我们必须屏弃那种将现代性和前现代性因素绝对对立和完全割裂的机械论观念。就拿儒家的“天下观”来说，它与现代“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观念的关系，也并不像有的学者所强调的那样完全处于简单对立状态。在历史上，儒家的“天下主义”、大同观念不仅成为古代中华民族能够不断汇聚各族、发展壮大的重要文化因素，即使到清末民国时期，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它依然发挥过协调和凝聚国内各族的不容忽视的文化功能。同时，这种观念本身，事实上还成为了现代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心胸博大的民族优越感和自尊自重的民族主义的情感源泉之一，也即它参与过现代中华民族情感统一体的形构过程。
时下，认为“民族”是臆想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和依赖于这一方法论的所谓“建构”说，正流行一时（96）。从学术角度来讲，这些带有后现代取向的说法的确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了解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性作用（agency），有助于较多地洞悉其中话语与权力之间某些历史关系的生动复杂面相，从而扩大我们思考民族问题的空间。但从根本上说，这样的定义和理解却走向了偏颇。比如，在那些民族“建构”观者们看来，关乎现代民族赖以依托的历史上和现实中既存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可供建构主体进行选择的“资源”而已，而这些“资源”如何“呈现”和发挥功能，完全取决于“建构”主体如何进行“选择”。可是，正如有的哲学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人的活动的选择性是以不可选择为前提的” （97），“因此，选择，在任何时候都是对可以选择东西的选择”。（98）具体到“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确立来说，不仅历史上各民族之间实际关系的主流和“一体性”不可选择，现实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走向与趋势同样是不可选择的。这就是为什么“排满”思潮虽一度时兴但却不得不最终消歇，国内民族分裂主义者始终不得人心，帝国主义的种种分裂挑唆和吞并阴谋终究大多难以如愿，各种对立的大政党无论政见如何分歧却都不得不高揭“中华民族”旗帜的原因。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萌生与确立，固然与国人趋利避害的主动选择不无关系，然就其本质而言，它又是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根本性制约的。
从主观方面看，现代中华民族意识或观念的萌生、发展和确立，不妨说乃是中国各族人民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压之下，在近代西方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的传入和直接影响之下，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现实运动之中，对于其当下和未来的共同命运、前途、利益的感知和体验过程；更是其对彼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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