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据王树民和陈连开等先生研究，“中华”一词起源于魏晋时期，最初用于天文方面，乃从“中国”和“华夏”两个名称中各取一字组成。在日后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具有了“中国”、中原文化和汉人、文明族群等内涵（汉族和少数民族统治者都曾选择其中的部分含义加以使用）（见王树民《中华名号溯源》，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另见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第三章“民族称谓含义的演变及其内在联系”）。笔者以为，明清以降特别是进入晚清以后，士大夫相对于外国特别是西洋而常言的“我中华”如何如何，表明“中华”一词已逐渐成为一个含国家、地域、族类和文化共同体认同意义的综合概念。这一点，对于日后“中华民族”概念的构成和流播也是重要的。至于“民族”一词在中文里何时形成，学界有许多说法，一般认为是从日本传来。但笔者有材料证明，它最早乃西方来华传教士1837年所发明，19世纪70年代初在中国报刊即有一些使用例证，戊戌以后日本用法传入，此词遂得以流行开来。（可参见拙文《“民族”一词究竟何时在中文里出现》，载于《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
（10）不少学者皆谓梁氏此文发表于1906年，展转援引者极广，（如《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修订版），其实误也。见《新民丛报》第65-66号，1905年3-4月连载。此误源自《饮冰室合集》里的“专集”目录，它标明该文发表时间为“光绪三十二年”。
（11）王晴波编《杨度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3-374版。
（12）（13）（14）同上，第369页、304页、371-372页。
（15）见王忍之等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文选》（第2卷下），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34-7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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