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第456页。)，被广东督抚委派经理机器制造局。捐为道员的郑观应，1879年，被李鸿章委办上海机器织布局，后又历办电报局、轮船招商局等。原在福建军营内负责造炸药的赖长，因福州创设机器局，被派全面主持生产技术工作，他于“铸造外洋枪炮颇能悉心考究”(《洋务运动》〔四〕，第289页。)。
洋务派官僚除这些招募方式外，还可随时随地自由任用洋务人材，清政府也予以鼓励。1884（光绪十）年，清廷各处大臣会议奏准：“嗣后如有精于西法之人，在京著各大臣保送同文馆考试，在外著各该督抚收入机器局当差，其无机器局省分，分别咨送南北洋大臣，核其学术技艺，切实保荐。”(《光绪朝东华录》（二），第1760页。)如：“深通机器”(《丁文诚公遗集》，“奏稿”，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一），第478页。)的湘籍人曾昭吉，因同乡的介绍，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招入山东机器局主持制造各事，仿造成英国新式枪百余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参加翻译自然科技书籍的人士，如赵元益、贾步纬等，也多是经辗转介绍而进局任事的。
洋务官僚的招聘和任用，是新式知识人材进入洋务事业的主要途径。
第二，清政府的饬举与征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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