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以旧式身份参加洋务事业的士人，由于接触西方文化，思想和知识结构便发生了变化。如薛福成，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等办理洋务过程中，了解并接受了一些西方思想文化，遂著书立说，倡学西方，成为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家。主张“我手写吾口”的通俗诗人黄遵宪，被派随使日本，他在日本“与其士大夫交游，稍稍习其文，读其书”(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入境庐诗草笺注》卷1，第28页。)，思想发生变化，著《日本国志》，赞赏日本的维新运动，后积极倡导以西法进行改革。
通过以上途径，在洋务事业中逐渐聚集了一批新式知识人材，前后约有几百人，分散在文化、教育、外交、工商及其他洋务办事机构中。他们在洋务运动前期（60～80年代中期），是洋务事业中中国自己的主要科技文化力量，后来，随着洋务运动第二代西学人材的成长壮大，其主要地位被逐渐取代。
这些新式知识人材的出现和发展，标志着中国知识界的变化。他们与洋务事业的结合，使他们所掌握的近代文化知识，与洋务事业中的近代机器生产、近代文化和社会因素相结合，实现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实际社会功用，他们本身也具有了近代的社会性质。洋务事业使他们第一次在本民族社会中，找到坚固的社会和物质基础。洋务事业把他们连结为一个新的社会群体，成为为本民族近代科技文化事业服务的第一个知识人材群。因此可称他们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初形，而洋务运动，则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诞生的摇蓝。
（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87年第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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