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认为康有为1919年写的《〈大同书〉题辞》中（注：康有为《〈大同书〉题辞》写于1919年，《〈大同书〉成题词》（梁启超写本）则写于1902年。），说他在光绪甲申（1884年）即已撰有《大同书》，怎能由此推断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天演”进化论，是政变后演迹的呢？我以为，康有为的“大同思想”酝酿虽早，而《大同书》的成书却迟，拙撰《论〈大同书〉的成书年代》和《〈大同书〉手稿及其成书年代》（注：见拙著《康有为与戊戌变法》，中华书局，1984年，106 —153页。）等文中，已经论述，兹不赘言。 即上揭《大同书》中所说“弭兵”会，亦指1899年在荷兰召开的“海牙会议”，系政变以后的事，他后来又屡屡增改。梁启超《南海先生诗集》手写本也注明：“启超谨案：先生演《礼运》大同之义，始终其条例，折衷群圣，立为教说，以拯浊世，二十年前，略授口说于门人弟子，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乃著为成书。启超屡乞付印，先生以为方今为国竞之世，未许也。”梁启超的“案语”，康有为当时是看到的，他也没有提出异议。

    或者以为，梁启超既说《大同书》是康有为辛丑、壬寅间避居印度时所撰，又“未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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