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八国联军战争中的失败，被主和者当作自我褒扬的资本，他们纷纷著书撰文，对主和派及其主张大加赞扬，对慈禧和载漪等顽固势力则将其当作“主战派”的首脑加以批判。这些著述中，影响最大的是李希圣的《庚子国变记》和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在很长时期内，上述两书被不少研究者当作重要的“信史”，不少人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两书的观点。50至70年代，史学界流行的观点发生变化，对主和派普遍加以贬斥，对慈禧等也视为妥协投降势力加以谴责。近年来，赞扬主和、贬斥主战的观点又重新流行。一些学者把受到人们普遍唾弃的慈禧、载漪等人当作“主战派”的首脑来批判，对主和派袁昶、许景澄等则大加赞扬。一些学者赞赏蒋廷黹《中国近代史》中的观点，即：落后的中国与先进的列强作战必遭失败，“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注：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74页。）他们还以列宁主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为例来论证，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和”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在讨论近代中国对外战争中“主战”与“主和”的是非时，首先应当明确，“主战”对于列强和中国具有根本不同的内涵。对列强来说，“主战”就是主动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对中国来说，“主战”则是被迫进行抵抗。中国从来没有主动对列强发动过任何战争。历次对外战争中中国都是在列强入侵中国之后才被迫应战，进行抵抗。中国的“主战派”确切地说应该称为“抵抗派”。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邓廷桢，中法战争中的张之洞、冯子材，甲午战争中的刘坤一、张之洞等“主战派”代表人物从未提出过主动发动对外战争的主张，更从未采取过任何主动挑起对外战争的行动。只是由于他们主张对外来侵略进行抵抗，并主张把抵抗坚持到底，人们才把他们与主张妥协求和的势力区别开来，把他们称为“主战派”。八国联军战争时期，慈禧、载漪之流配不配被称为“抵抗派”或“主战派”呢？根本不配。慈禧在战前的基本政策是以退让求苟安。在战争初期虽曾一度下令抵抗，但态度很不坚决，经过短时间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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