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他也知道，公法并不是万能的，“强盛之国，事事欲轶乎公法，而人勉以公法绳之，虽稍自克以俯循乎公法，其取盈于公法之外者已不少矣；衰弱之国，事事求合乎公法，而人不以公法待之，虽能自奋以仰企乎公法，其受损于公法之外者已无穷矣。是同遵公法者其名，同遵公法而损益大有不同者其实也”。（注：见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3，页15-16。）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是国家的实力，即马建忠所言“一国之权利所在即与国之强弱攸关”（注：马建忠：《巴黎复友人书》，《适可斋纪言》，卷2。）。但是，国际法毕竟是国际社会的规范，中国作为衰弱之国，则只有采行以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为原则的国际法，尽量用国际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减少公法外所受之害。在这方面，薛福成可谓是一个自觉的身体力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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