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以中英《天津条约》为例，略作缕析。其第三款规定：英国公使及其眷属，可自行决定在清国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英国与清国“平等”，英国公使“觐大清皇上时，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这就为其公使不遵清廷传统跪拜礼仪，提供了条约上的依据。其第四款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其文件等，可在中国沿海各处投送，“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泰西各国于此等大臣向为合宜，例准应有优待之处，皆一律行办”。其第五款规定：“大清皇上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大英钦差大臣文移、会晤各等事务，商办仪式，皆照平等相待。”其第七款规定：英国领事享有清廷给予他国领事的最优厚待遇，英国在华“领事官、署领事官与道台同品；副领事官、署副领事官及翻译官与知府同品。视公务应需，衙署相见，会晤文移，均用平移”。[7](P96-97)

仅就以上的条约内容而言，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似乎并未谋得外交上的特权，不过是迫使清廷放下了天朝大国的架子，承认了列强与清国的平等地位而已。其实大谬不然。对此，马克思曾以辛辣的笔调讽刺道：“约翰牛（暗寓英国人）并不坚持要称自己为神国或圣朝，只要正式文件中除去表示‘夷狄’意思的字样就满意了，这在自称‘天朝’的中国当局看来，约翰牛该是多么谦恭啊？”[9](P33)有关上述条约的签订，本身即是西方列强武力强迫的结果，清廷官员在与之签订条约时，并不具有平等的商谈地位，因此依国际法理判断，这些中外条约丝毫不具有平等性质。我们还是看一看条约签订后列强使臣或翻译的实际外交表现，以便体味其“平等”地位的真正含义。

首先，西方列强并未完全遵守上述条约规定。中外条约规定，外国总领事与清廷道台或藩臬平级，但同治年时，美国总领事西华却要求“与巡抚并行”，平等往来，遭到总理衙门的“驳正”。1906年11月，日本驻奉天总领事荻原亦曾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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