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西方列强在与清廷官员的实际交涉中，往往盛气凌人，专横跋扈。1870年6月，天津爆发了反洋教运动后，法国领事丰大业“神气凶悍，带有洋枪两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执利刃”，冲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对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言不逊”，甚至竟“将洋枪向崇厚施放”，并不顾外交官员的身份，将衙门内“桌上物件，信手砍损，咆哮不止”。其后，丰大业又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射击，打伤了知县的家人。[11]绳之以中外不平等条约，丰大业所为至少有三点与条约规定有违。其一，外国领事与道台平级。但丰大业并未与同其品级平等的地方官员商办有关事宜，而是直接向品级高于他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交涉。其二，交涉过程中，丰大业并未遵从有关品级的规定向崇厚进行禀呈商办，而是进行武力的要挟，毫无平等相商的意愿。其三，条约中没有任何一款赋予外国外交人员以枪击所在国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权力。

在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西方列强外交人员的这种强横无理行为，并非个别偶然事件，而是带有普遍性，反映了列强国家强权*、强权外交的必然性。“马嘉理事件”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与清官员交涉过程中态度极其专横跋扈，两国间显然不是在办理外交交涉，而是如同粗暴的家长在教训犯了错误的孩童。

1875年8月，威妥玛会见李鸿章时，不但别有用心地将马嘉理被杀一事归咎于云贵总督岑毓英等的“指使”，而且不顾外交官员的身份和起码的外交礼仪，无理指责讥讽清政府，“自咸丰十一年(1860)至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威妥玛甚至公然诋毁总理衙门大臣文祥、沈桂芬、宝鋆等顽固排外，粗暴干涉中国的官员任免权力，狂妄地叫嚣：“中国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12]按中外条约的规定，无论是李鸿章、岑毓英，还是文祥、沈桂芬等，皆为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平级、平等的官员，但从威妥玛的言行中，“平级”何谓？“平等”何在？清廷官员崇厚曾深有体会地说：“威妥玛的谈话是不能当真的，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今天说是，明天又说否。……暴怒、愤恨、咆哮、任性而发。”[1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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