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中韩都属于儒学文化圈，儒学在近代两国文化交流中仍然是重要的精神纽带。如忠君爱国、伦理纲常等等，都是他们（特别是老辈士大夫）在交流中惯常运用的话语。但是有三点需要加以说明：一、随着西学东渐与国内诸多新的社会因素的兴起，这些古老话语承载的理念逐渐有所变化，悄悄地增添了近代民族主义内容，而日益疏离于对于一朝一姓的愚忠等腐朽纲常名教。二、也正因为如此，张謇、金泽荣等虽然都曾对旧王朝竭尽忠诚，恪守臣子大义；但终于经由主张君主立宪而走向认同民主共和。这样就使他们以儒学为基本色调的诗文唱和具有新的时代精神，从而区别于既往千余年的中韩文化交流。三、但是传统文化的情结甚深，某些落后的消极因素不可能迅速消失，与朝贡体系相伴生的大国主义与事大主义在中韩两国老辈士大夫的诗文唱和中经常有所流露，这是应该认真加以辨析与扬弃的。

第三，中韩两国语言虽然不同，但文字则曾经可以通用，两国朝野人士常常借助笔谈以相沟通，这也是中韩文化交流比较方便之处。且不说金泽荣与张謇的大量诗文唱和，仅以南通现在尚保存的他题赠给当地其他友人的诗作、对联、屏条而言，就颇有流传价值，无论是书法还是文词。如“小梅零落柳丝垂，满袖清风独往时。渔店闭门人语小，一江春雨碧丝丝。”（屏条，题韩诗赠叶仲）“龙鼠升沉家国事，吾曹何以际斯辰。千秋广武英雄叹，阮步兵真是快人。”（屏条，自题近作）“村翁小舸装凫重，溪女长茭缚蟹簏。八尺过头青竹杖，我行参作野中图。”（屏条，自书旧作）“桐江*绿如油，两岸青山送客舟。明秀渐多奇险少，分明山色近杭州。”（屏条，题赠送陈曙亭）作者对于中国古文，特别是旧体诗，虽不能说是炉火纯青，却已经达到运用自如的地步。如果不署明作者身份，如“韩产”、“箕子遗氓”等等，我们就很有可能误认为是中国的大诗人和书法家。金泽荣写作甚勤，他的诗文经常发表于《南通报》文艺附刊，仅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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