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方对上述有损中国主权的内容坚决反对，针锋相对地提出：中、英、藏三方不能并列，藏文不能入约；各商埠治理权应归中国官吏督饬藏官员管理，中英商务纠纷应各禀请驻藏大臣及印度总督处理。经过反复争议，在1908年4月20日签订了《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在这个章程中，双方都作了一定的让步。在有关西藏代表的资格问题上，规定“西藏大吏选派噶布伦汪曲结布为掌权之员”，但他需“禀承张大臣训示，随同商议”；章程第三款各商埠治理权的归属，基本上维持了“应归中国官督饬藏官管理”这一原则（《张荫棠奏牍》，卷四，第40页；《印度政府致印度事务大臣公文》（1908年5月14日）附件一，《英国议会文书》帙五二四○，第151～154页。）
四、关于清军驻藏及达赖喇嘛出逃事件的中英交涉
1908年初，清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和川边的改革，其重要标志就是在当年3月调赵尔丰兄赵尔巽为四川总督，命赵尔丰为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清实录》德宗朝，卷五八七，第3页。）。此令一出，赵尔丰一面在川边加紧进行改土归流，一面准备赴藏上任。
山于赵尔丰在川边的改土归流中，采用武力镇压和强迫汉化的政策，引起了藏族各阶层人民的极大不满，任命他为驻藏大臣的消息，更是激起了西藏僧俗贵族的反对。他们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上奏中央，拟请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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