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9月，容闳前往秘鲁，拍摄了华工受虐的照片，取得了大量物证，说明“秘鲁华工亡工场，直一牲畜场。场中种种野蛮之举动，残暴无复人理”。（容闳《西学东渐记》133页岳麓书社版。）1875年，秘鲁使节来华为上年签订的《中秘通商条约》交换批准，清政府以照片出示，秘使无言以对。清政府为此照会秘使，希望秘鲁政府切实遵守条约，保护华工。但事实上遵守条约与否，华工的利益及人身安全受到保护与否，只有向秘鲁派驻官员才能知晓，此外别无他途。8月10日，李鸿章提出了驻使秘鲁以保护华工的建议。他指出：“我国苟有使臣在彼，……则华工既有呼吁之门，自可暂免欺凌之弊。……但我若无使臣在彼，则华工相隔七八万里，其保护与否，除弊与否，无从而知之，即知之无从而拯援之。”（《清季外交史料》2卷17—18页。）
陈兰彬到古巴后，收集了1665名华工签名的85份控诉书，和1726人的口供，证明十分之八的华工是被拐骗而来，在航程中百分之十的人死去，到古巴后，死伤更是不计其数。（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泽本2卷195—196页。）总理衙门为此于1875年12月11日上奏：“如日斯巴尼亚所属古巴岛虐待华工一案，经臣衙门奏派前刑部主事陈兰彬前往查明种种被虐情形，累与日国使臣及各国使臣往返辨论。日国使臣虽允将有身家人及疾病伤残者送回中国，尚未定议。微论各华工势难全行送回，即现在未经送回之先，亦不可无中国官员在彼经管”，如就古巴设领保护，必先派出公使。”（《清季外交史料》4卷17—18页。）
与秘鲁、西班牙不同，在日本的华侨以商人为主。1871年李鸿章、曾国藩上奏时却提到了保护华侨的问题。1875年9月日本华商通过英国驻日公使转来呈词一件，诉说他们在日本受到“藐视”和“刻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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