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系统中，素有“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的“革命”传统，有改朝换代，皇帝轮流做的惯例，所以每当夺权斗争形势不明朗之际，人们（包括士人）往往持观望态度。而日本是“万世一系”的天皇制，“革命”被视作叛逆。因此，1862年沪上日中两国士子交谈，日本藩士否定太平天国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比中国儒生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本国内舆论是视太平天国为“逆贼”的，故访沪藩士皆以“长毛贼”、“贼匪”称太平军。他们所到的上海又是清方辖区，藩士们接触的官民，都带着强烈的反太平天国情绪，这自然对藩士们有重大影响。高杉晋作与儒生顾麟交谈，顾氏称：

弟自旧冬避长毛贼至此，今春三月家室已被焚烧，家中书籍金石图画一并而空，惨难言状。（注：《游清五录·外情探索录卷之贰》。）高杉晋作闻之，“潸然落泪”（注：《游清五录·外情探索录卷之贰》。）。

日比野辉宽则记录中国士人许霍生对太平天国后期主要将领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的评论：

此本跳（梁）小丑，礼貌不知，渠意欲削槽（漕）粮，缘县令不准，从此聚蚁，掳（掠）纵火，种种造恶。各处所遇百姓，皆遭荼毒，有不能逃者，皆被鞭饬，少女污*，富者重捐。若此则人众地广，而害更大也。（注：《没鼻笔语》，《集成》第1卷，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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