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信夫氏的成果给日本的日清战争研究带来了生机,影响了一代历史学者。
再看中国史坛的情况,就甲午战争史研究而言,所发生的变化更为显著。在此之前,《李文忠公全书》(光绪乙巳至戊申年刊本)和《翁文恭公日记》(1925年影印本)业已问世。陆奥宗光著《蹇蹇录》也被译成中文,易名《日本侵略中国外交秘史》出版(商务印书馆,1929)。德人佛朗克(O. Franke)著《三国干涉还辽秘闻》(Die Groβm@①chte in Ostasièn Von 1894 bis 1914,Berlin,1923)同时出版(中华书局,1929)。日人桥木海关所译编的《清日战争实记》中文本,大约亦在此期间问世。此书凡15卷,记述历次战役经过甚详,可补中国文献资料记述有关战事之阙漏。进入30年代后,《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年起陆续刊印)、《清季外交史料》(1934年影印本)也先后刊印。鹿岛守之助著《三国干涉之检讨》(南昌,1934年印本)第一批外交著作也在此时陆续翻译出版。所有这些工作,为研究者提供了较前丰富得多的资料,为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帝国主义加强了对中国的控制和侵略步骤,日本作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更是野心勃勃,有一举灭亡中国之势。值此山河破碎、神州沉沦之际,中华爱国学人以借鉴历史,警醒国人,奋起而挽救祖国之危亡。于是,在缓慢起步之后,甲午战争史研究勃然而兴,进入了它的开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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