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预先埋下伏线，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信夫氏的著作以东学党起事作为开篇，意其为甲午战争的直接导火索，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但主要的问题在于：日本之发动大规模的甲午侵华战争，是蓄谋已久的。《天津条约》也好，东学党起事也好，不过是它挑起衅端的借口，以此分析战争的起因显然是不够的。王信忠则独具只眼，从日本国内喧嚣一时的“征韩论”写起；然后写日本推行大陆政策迈出的第一步，即实为甲午战争导因的最初起点的《江华条约》；再写日本在朝鲜取得了驻兵权的《济物浦条约》；又写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实际上被否定而日本可随时派兵赴朝的《天津条约》；最后揭露“陆奥外交”的实质是“利用外交手段以挑衅之狡狯策略”（该书179页）。通过这样层层揭示和分析，便可清楚地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并非偶然，不能归结为偶发事件，而是明治政府长期推行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因此，此书较田保、信夫二氏之书更有分量，也更有深度。
张荫麟并非专治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是在中国古代史方面。30年代初，他将泰莱的《中国事记》译成中文，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为题发表。从此，他更涉猎晚清海军与甲午海战的中外资料，于1934年撰《甲午战前中国之海军》一文，分两期刊于天津《大公报》之《史地周刊》。翌年，《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发表。此书一出，影响巨大。直到今天，研究甲午战争史的学者还不能不读此书。该书的重要性主要不在于其中的一些结论，而在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作者认为，以往关于中日海战的记载，“不独中日双方之报告互有出入，即我国之记录，亦多牴牾。除极抽象之轮廓外，旧史所承认之细节，由今观之，几乎无一不成问题，乃知严格考信之需要与艰难，于近世史殊非例外。”作者主张将传统的考证方法用于近代史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手段，并亲自实践。可惜他英年早逝，不然在这一研究领域必会有更大的成就。
外国人士有关甲午战争的见闻和回忆，也有不少译成中文发表。主要有以下3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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