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芸生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既是资深报人，又是著名文史专家。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念国难深重，提议在报上开辟专栏，每天刊载一篇中日关系文字，以为警醒国人之助，由王芸生主笔。于是，他的这部专著先在《大公报》专栏连载，从1932年起出单行本，至1934年5月出到第7卷，历时两年有半。全书共7卷，约150万字。其前3卷写甲午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战争过程、和议经过及战后瓜分危局。这是一部极有分量的多卷本学术著作。关于此书的写作动机和目的，张季鸾在序言中指出：“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吾侪厕身报界，激刺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应该说，这个目的是达到了。它的长久流传便说明了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生命力。这部书出版后在日本也受到注意，前4卷很快被译成日文，题名为《日支外交六十年史》，从1933年到1937年陆续分册出版。刘大年评论此书说：“第一，此书在当时动员抗日斗争的舆论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明显的。虽有若干缺陷，并没有妨害它激发读者的爱国思想、民族感情。第二，它是那个时代的一部代表作。无论从思想、风格来说，都是这样。某些重大事件的真相，依靠它，才得以披露于世，为人们所知。”（注：刘大年：《王芸生先生和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读后记》，《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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