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一般避免公开的联合。晚清盛行的会馆、公所等组织多以地缘为纽带，大多是一种联谊和互助组织，并不谋求对*的影响力，至于帮会、行会等组织更具狭隘性和落后性。近代意义上的以自愿、自治为原则，以共同的*、经济目标为纽带的社团组织，是在甲午之后出现的。梁启超等人认为“欲救今日中国，舍学会未由”（注：中国史学会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神州国光社，1953年，377页。），因此维新派在甲午之后建立了一批社团组织，在维新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这些社团组织大多以宣传变法自强为宗旨。社团组织在反抗外侮中发挥重要作用，则大致始于1901年的拒俄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其中尤以抵制美货运动最为突出。

抵制美货运动的主要领导者是上海总商会和各地商会。商会组织兴起于1903年之后，是近代商人国民观念和权利意识发展的产物。商会的宗旨不仅在于振兴民族工商业，同时还立志挽救民族危机。商会的建立也打破了传统会馆、公所的畛域界限和地域壁垒，把商人凝聚成相对统一的整体。正是这一新式社团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陈仪侃在首倡抵制美货之时即提出应建立专门组织，领导抵制运动。他提议“于美国立一总办所，而以诸地为分局。总办所代表各分局办事，派人归国。归国后择一要区，人烟辐轴之地，又立一总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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