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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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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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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期，71页。）。洋务时期虽有所谓“清议派”议政，甲午时期也有“公车上书”式的儒生请愿，但均不具备现代舆论的特点。至于一般民众对国事则大多漠不关心，对利权之丧失也“昏然”不问。其情形正如《外交报》所言：“我国自通商后数十年，凡外交界上为人所威吓愚弄而丧其权利于外人者，其事不可以更仆数，而举国之人不知也，即知之，亦不问也。但使其事不直接而切于身家，即视本国之事与外国之事无异，以故国家之屈辱失败，纷至沓来，而举国昏然，方且以研究外交者为荒伧和狂怪。”（注：《论排外当有预备》，《外交报》131期（乙巳年31号），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其恶果当然是内政腐败，外交失策。
但是，伴随全民国家观念的产生和现代传媒的发展，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出现自觉的现代舆论。人们意识到“国家与我有密切之关系，而利害终为吾人所身受也，则于内治外交之大端，其措置有所失宜者，亦遂有所争议”（注：《论抵制美国华工禁约》，《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于是“舆论”一词在报刊上频繁出现，特别是新知识分子开始把舆论作为国家“现代化的基本要素”，“中国自觉的舆论制造者们认为他们有权影响决策”，并且开始“有组织地向政府传送人民的声音”（注：Akira Iriye,"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Late Ch"ing China", Albert Feuerwerker, et al, ed., 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217.）。商人、士绅、学生和知识分子试图通过社会舆论，对涉及国家与民族利益的重大决策施加影响。舆论的出现“较诸以前国家有大得失士夫皆熟视无睹”，显然是一重大“进步”（注：《论排外当有预备》，《外交报》131 << 上一页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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