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制美货期间，民意的表达和传播，即舆论的形成，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一是报刊、小册子、广告以及具有鼓动性的文学作品（如描写美国虐待华人的小说、戏剧、诗歌等）等现代大众传媒，这大多为新知识分子阶层所使用；二是包括揭帖、民间聚会和演说等民间大众传媒，这些特别适用于文化水平较低的下层社会；三是直接发给政府部门、官员个人可以直接影响政府决策的电报、信函等现代通讯工具。正是通过以上三种途径，抵制美货期间形成了反对续签华工禁约的强大舆论，并对清政府的对美交涉构成强大压力。1905年2月，驻美公使梁诚在致美国国务院的照会中即以“舆情”激昂，“不便强为压制”为由与美国据理力争。山西道监察御史在1905年6月的奏折中也认为“民情不可拂，事机不可误”，建议朝廷俯顺舆情，不可答应美方的要求，否则只会“失民心”，“辱国体”，表现出对舆论的重视（注：陈翰笙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1辑，中华书局，1980年，1459—1460页。）。正是在舆论的推动下，清廷在对美交涉前期态度颇为强硬，各地方官员同情和默许抵货运动。张学华和梁诚等人还提出“乘商良抵制之势”，“与美国周旋交涉”，即利用舆论的力量作为对美交涉后盾，以加强清政府在对美外交中的地位（注：张存武：《光绪二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1982年，64页。）。因此，苏州一位商人称“此次抵制禁约，是我国四百兆同胞干预外交之第一起点”（注：苏州商会档案，295卷，20页，转引自朱英《晚清商人民族主义爱国思想的萌芽及其影响》，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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