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沪绅商在给朝廷的上书中也是以抵制办法“极为和平”为据，指斥官方压制拒约运动纯属无理之举：“自订约以来，无论何等华人，（美）均藉词苛待。是违约之事，美实为之。准之平等报施之例，即以美之所以待我者还以加诸美人之身，亦不为过。然华人不敢出此也，故发议抵制以来，有谓宜胁罢华人之佣于美商者，有谓宜以此时并禁工之约要求作废者，绅民等均婉劝而切谕之。即有一二无知之徒，妄悬揭帖，亦为全体所不认，而逐渐消减。美人之来游历者，其以礼相待如故也；美货之来输入者，其报关进口如故也；美人之在华一切事业财产，其得公共之安定如故也。仅仅以不用美货，为人人自有之权，人人各行其事而已。绅等自问，方以为此等抵制，极为和平，各国亦多誉以和平者。”因此“中国人民无必有买卖美货之义务，中国政府无必欲强迫中国人民买卖美货之责任”（注：《清外务部档案》，工约，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收寓沪绅商禀，转引自《光绪三十一年中美工约风潮》，207页。）。

“聚各社会之人”，“以文明之举动”，即和平抵制外货的方法反抗外来压迫，“此实为我国通商以来之第一次”，堪称中国近代史上的“创举”（注：《论抵制美约》，《外交报》117期（乙巳年17号），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五日。），是中国现代抵制外货运动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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