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曾对民众舆论在抵制美货运动中的作用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赞扬现代舆论的崛起是中国人“国民资格”的体现和“中国不可侮”的证明，并预言舆论将成为“政府之后援”。梁启超指出，世界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有三种：其一为政府人民一体，如英美等立宪国家是也；其二虽无人民为后援，而政府之力即能左右世界者，俄罗斯属之；第三种虽无政府之后援，其民族之魔力足以震撼世界，此种国家，环顾世界只有中华一国（注：饮冰：《抵制禁约与中美国交之关系》，《新民丛报》3年20号，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一。）。而此“民族之魔力”即在于民众觉醒后产生的强大舆论力量。

当时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深刻地感受到了中国正在兴起的舆论力量。他认为“目前公众舆论和民族报业正在中国兴起，尽管其发展尚未成熟……但舆论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这一正在成长的舆论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它“通过各种方式鼓吹‘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以“培养一种民族精神，激励各省人民的热情”。他感到“中国政府对此非常清楚，而且意识到不能无视它的存在”（注：Michael H. Hunt, Frontier Defense and the Open Door: Manchuria in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1895—1911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95.）。政府“不能无视”舆论的“存在”，这是舆论开始影响中国*和外交的证明。

自觉利用宣传、鼓动和请愿等方式以争取对国家事务的发言权，表明近代民族主义舆论开始成为“中国外交中的潜在力量”，将“对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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