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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抵制美货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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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26: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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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法所不禁者即为合法，因此个人抵制是一项合法行为。而且中外条约中并未规定中国必须购买某国商品的义务和责任。因此，抵制外货运动是符合当时国际法准则的。近代著名外交家和国际法学家顾维钧，曾力证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并未违反中美条约和当时的国际法准则。后来国际联盟规约第16款正式承认商业抵制为合法的国际报复手段。参见V.K. Welington Koo, Memoranda Presented at the Lytton Commission ( New York,1932),pp.407,411,427。其实，这种商业抵制运动恰恰起源于美国。1765年，为了反对英国在北美殖民地征收印花税，纽约、马萨诸塞、罗得岛和宾夕法尼亚等四个殖民地发起抵制运动，拒绝进口和出售英国货物。）。所谓理性的对外精神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在反对西方欺凌的同时，并不反对西方先进文化，也并非像义和团那样驱逐所有外国人；二是根据自身的力量和国际形势的变化，选择反抗外强的方式和方法，并清醒地意识到选择的后果，而不是一味地采取暴力手段。近代民族主义的这一特点在抵制美货运动中有着极好的体现。
在抵制运动开始之初，《外交报》就曾载文主张抵制美货的方法应力求“得当”，而“得当”与否则在于“坚持本义不生枝节”。所谓“本义”即“使美国商务有损，不能不改苛例之说”；“枝节”则是指“躁妄之夫，为逾分之举”，“不自谨慎……为美国所借口”，并使“鄙夫小人乘此以为敛钱渔利之计”。作者认为“若吾人此次举事，始终无涣散之情状，无暴动之枝节，无始勤终怠之积习，则各国之赞成我者必多”（注：《论抵制美约》，《外交报》117期（乙巳年17号），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五日。）。
时人曾将各地拟采取的抵制方法分为两类，一曰运动，一曰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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