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结语

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曾对抵制运动做出如下评价：“大多数参加者都试图把自己与愚昧的仇外区别开来”，“他们保证在抵货期间不对美国人进行盲目的攻击”，因此“最重要的是，不能把抵制美货运动看做是又一场盲目的排外主义”（注：Approaches to Modern Chinese History,p.225.）。时人也赞赏这种和平抵制的方法是中国“民智渐高之证”，不仅“四方将以此觇我国之种智焉，即吾人亦将以此卜我国之命运焉……外国将谓中国之未可终侮”（注：《论抵制美约》，《外交报》117期（乙巳年17号），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五日。）。抵制美货运动不仅不是一场排外主义运动，相反这次运动表现出来的民众对民族与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怀，全民国家思想的萌芽，主权意识的觉醒和文明、理性的对外精神，以及现代舆论对外交的巨大影响力，均与传统排外主义有着本质的不同。

如果将抵制美货运动与六年前的义和团运动比较，更能*出抵制美货运动所具有的新特点。义和团运动起源于相对封闭的北方农村；其主体是教育程度极低的农民和游民，即旧式的小生产者和旧式社会力量；其方法主要是，借助封建迷信和民间宗教等落后文化，以暴力消灭洋人及其文化。义和团运动是在中国长期遭受列强侵略背景下中国下层社会仇外情绪的总爆发，因此感情的宣泄多于理性的思考，它试图维护的不是国家的主权而是清王朝的存续，因此保种、保教的成分多于保国。在一定意义上说，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是对中国下层社会和清廷民族自信心的一大打击，因此无助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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