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报》也认为“我国势弱”，“只能由文明之道行之”，有作者言道：“论者或恐因不用美货而生出国际交涉及酿成兵衅。不知各国公法原有抵制之术，如彼国重抽此国货税，此国亦重抽彼国货税以报之是也。我国势弱，万不能行此抵制之术，若国民自不用美货，则出于人人自由，政府亦不能干涉，断无因此生出国际交涉及兵衅之理。但由文明之道行之，勿别生枝节，必不愁其藉口，此可决其无害者。”（注：《对于抵制美约之演说》，《时报》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六日。）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上海商民吸取义和团运动招致西方武力报复，酿成庚子国难的教训，“仅仅相戒不用美货”，“内以纾政府牵动交涉之忧，外以杜美人藉端恫吓之口”（注：《山钟集》，477页。）。这虽然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方法，但在当时中国国力孱弱，民气不振，无法以强力反抗列强以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情况下，以和平的抵制方法对付强国的凌辱，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

因此，抵制运动始终局限在不用美货范围内。各地拒约组织均一再强调采取和平的文明手段，不攻击外人，也避免采取强制和暴力。厦门拒约公所规定：“如有奸徒妄造谣言，借端生事，与美人为难或毁损其物业，是破坏筹拒美约之盛举，而与我辈为反对也。本公所为此特出赏格，倘有确知实见上项奸徒所为，又有证据可指者，到本所报知，引往缉拿，立即赏银五十大圆。其奸徒送官重办。”（注：《时报》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七日。）福州商会抵制美货传单特别声明：“我同胞皆亦认定不买不卖美国货为宗旨。至于寓闽之美国人仍当照常宽待，慎勿误会宗旨，别开事端，以明我辈为文明之抵制，有别于野蛮之暴动也。”（注：朱士嘉编《美国迫害华工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155页。）沪上同人保证“与美人往来，仍当以礼相待”（注：《山钟集》，123页。）。曾铸在《留别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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