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从北到南分布着三个*毒品的据点，而在中国内地，则活跃着大批日韩浪人。当时，在中国关内大约有日本侨民10万人，这些人在其国内大多就是无恶不做的社会渣滓。到中国后，又得到日本治外法权的保护，更是十有八九从事贩毒等违法活动。日人在中国开设的药房，无不贩售吗啡。一有瘾者来买，店主便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道：“抽的，还是扎的？”如果是扎的，店主就在吗啡中掺些麻药卖给瘾者（注：朱庆葆等：《鸦片与近代中国》，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65页。）。连日本妓女都成了吗啡的积极推销者，“凡日本娼妓所到之处，亦即为吗啡所到之处”（注：《日人之吗啡鸦片两贸易》，《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如此猖獗的贩毒行为，是与日本当局的纵容分不开的。在胶济铁路沿线，当中国警察对贩卖吗啡的日本商店突击搜查时，日本宪兵往往把被捕的日本人救走，并强行索取罚款。违犯法律的人向维护法律的人索取罚款，为美籍人士所目睹。在日人的恫吓之下，县知事不得不缴付罚款（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册，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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